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对于这四条线索以及四条线索之间是怎样在实践基础上发生互动的我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只能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探索过程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党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

一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才能写好？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写好，没有写好的一个客观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矛盾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一本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社会有机体还没有发育成熟，至少还没有成熟到像资本主义发展到英国资本主义那样一种成熟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困难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个观点本身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话——有人把这种观点叫作生物学隐喻——就是认为作为有机体的社会，像一个生物体一样，有一个发生、发育、成长、成熟、衰落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有机体发育不成熟，人们就不能对这个社会有机体有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用来研究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社会有机体蕴含着三个维度，第一，它是唯物的，承认社会的客观存在。第二，它是辩证的，认为社会是整体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第三，它是历史的，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作为方法的社会有机体具有丰富的方法论内涵，矛盾性、整体性、过程性都是其内在方法。矛盾性和整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过去我们在讲矛盾性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在强调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它的整体性，离开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来谈矛盾性，而整体性恰恰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矛盾是整体中的矛盾，没有离开整体的矛盾。矛盾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矛盾分析也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哲学方法，不从矛盾分析方法入手就很难看清事物的性质和本质。重视矛盾方法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效的。但是，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离开整体性的矛盾分析往往会走向片面。回到我们的论题上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近70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也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一部比较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具备客观条件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二是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具有狭窄性，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否则就说不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明显突破了斯大林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都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关系。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说那样不行，起码要有“两个联系”，把生产关系改成“主要是生产关系”。他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有所拓展的时候，又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把研究对象泛化。他说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不是说要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把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了自然科学，就成了技术科学，就成了工艺学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也不能太发展了，否则就成为阶级斗争论了，就成了国家论了。毛泽东是说要掌握一个度。

三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问题。如果深入思考并探讨毛泽东这些论述的思维密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界定的方法论基础还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正好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横断面，生产关系是这个横断面的核心，生产力是基础，上层建筑是顶层。研究核心问题，当然离不开基础和顶层，但是又不能归结为基础和顶层。在这里，毛泽东在方法论层面上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融为一体，看成一个社会有机体了。毛泽东在总体上是把中国社会看成社会有机体的，这体现了他方法论上的整体性原则，但是他又是十分看重这个有机体的内在动力的，他认为这个内在动力就是社会有机体的矛盾性。毛泽东突破斯大林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有机体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毛泽东创立社会主义矛盾论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这个纲实际上就是研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的经济问题。这更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的，毛泽东不仅承认了有矛盾，而且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系统论述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是在1957年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在有关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社会基本矛盾就转化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或者主线。为什么说是转化呢？因为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说基本矛盾是主线，而是把基本矛盾中的两对矛盾中对立双方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作为主线。他把平衡与不平衡的相互转化看成规律，而且把它叫作波浪式发展规律。实际上平衡与不平衡这个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哲学界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贡献。四川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创始人杨超是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他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组织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成员。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杂志——《毛泽东思想研究》。他组织了一批学者研究毛泽东哲学，特别是研究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规律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平衡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事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这样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中发展的。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大家如果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的问题，可以参考四川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

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写得不好，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这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上讲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教科书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那么多人合写，写作的水平和风格都不一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最好的写作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找几个助手帮助；其二是没有哲学头脑写不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形而上学，不懂辩证法。他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原则和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5·17讲话”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思路，是对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是：“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理解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总思路时我们还可以回顾毛泽东在延安时的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是如何研究党史，但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指导意义。这个思路的本质是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中国为中心”，要“以中国为立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针对当时我们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取向，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例提出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 ‘古今中外法’……所谓 ‘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 ‘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70多年过去了，用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来观照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叫作“古今中外法”。他讲的是怎样研究党史，实质上讲的就是怎样做学问的问题。他解释说，古就是过去，今就是今天，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而且他说相对于延安来讲，其他地方就是外，相对于你自己来讲，其他人就是外。也就是说，不管你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你研究的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有立场的。我们在基层工作的时候，把立场叫作“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屁股要坐在中国身上”。在“5·17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他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有立场的，号召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所以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是为人民做学问。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真正的破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各方面得以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中使各方面得以拓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